立陶宛,杜比萨河畔。一头是纳粹德军第6装甲师“劳斯战斗群”,另一头是一辆“孤胆英雄”般的苏军重型坦克。
德军开动4门反坦克炮隐蔽接近苏军坦克,连开8炮,发发命中。正当德军炮手欢呼时,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——只见苏军坦克调转炮塔,一炮将一门反坦克炮轰上了天。杜比萨河畔,这座“钢铁堡垒”凭借“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”的气势切断了德军补给线,让德军无可奈何。
这辆传奇的坦克,正是苏联KV重型坦克。这辆坦克的设计,出自苏联坦克设计师约瑟夫·雅科夫列维奇·科京之手。
在科京的坦克设计生涯中,他所研制的KV、IS系列重型坦克被称为“德军士兵的噩梦”,极大地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。
1937年,年仅29岁的科京被派到基洛夫工厂主持研发工作,令不少人大跌眼镜。
早在捷尔任斯基军事技术学院上学时,科京就曾受到基洛夫、布柳赫尔、图哈切夫斯基等苏联领导人青睐。同时,作为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女婿,科京的能力不可避免地招来质疑,有人称他为“政治设计师”。
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,一股从伊比利亚半岛吹来的风,让苏联坦克工业界感到阵阵寒意。
西班牙内战,苏联援助的BT-5和T-26坦克战场表现不尽如人意,甚至“连累”到苏军视若珍宝的T-28和T-35多炮塔坦克在业界的评价。复盘西班牙坦克战后,苏联军方得出结论:苏军急需一种通用坦克,比T-26坦克装甲更厚、火力更强,比T-35坦克机动性更好。
苏联政府的“招募令”一发出,苏联的两个坦克生产中心当即应征“揭榜”:其中一方,是由科什金担任总设计师的哈尔科夫工厂;另一方,就是由科京担任总设计师的伏罗希洛夫工厂、布尔什维克工厂和基洛夫工厂。
此时,世界坦克设计界弥漫着一种“坦克炮塔越多越好”的风潮,装配了5个炮塔的T-35坦克,正是这种设计理念的集大成者。然而,斯大林曾将T-35坦克形容为“移动的百货商店”,认为T-35只能“等着挨打”。在多次与战场归来的苏联官兵交流后,科京也发现,许多人都对这种多炮塔坦克颇有诟病。
1938年4月,苏联军方提出,开发一种“带5座炮塔、能在1200米外抵御76.2毫米炮弹直接打击的重型坦克”。科京理智判断,对于坦克设计而言,拥有5座炮塔和保持高水准装甲防护水平,两项要求是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。与军方反复沟通后,他最终确认了配备2座炮塔的SMK重型坦克方案,其火力将不亚于5座炮塔的坦克。
科京始终坚持自己对坦克发展的新趋势的判断。他在这项方案中,暗藏了设计单炮塔坦克的“伏笔”——SMK坦克上的“副炮塔”在设计上完全独立,可以每时每刻取消,而不影响坦克的整体功能。
自“招募令”发出后,科什金拿出A-20和A-32坦克的设计的具体方案,科京也带领团队制造出SMK、T-100和KV坦克样车。十分默契的是,两方拿出的“压轴”武器A-32坦克和KV坦克,都是逆主要流行趋势的单炮塔坦克——科京所研制的KV坦克,正是SMK坦克的“升级版”。通过一场场战争检验,坦克设计师们意识到,多炮塔坦克火力十足,却往往伴随着防护力减弱、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过高等缺陷。
从设计论证到定型生产,这场两大坦克“巨头”的同台竞技终于迎来“决赛”——
在莫斯科进行展示后,几辆坦克样车直接被运往前线重型坦克旅的一个坦克营。战火硝烟中,KV坦克以极为亮眼的表现走上了历史舞台。突破对手主要阵地时,一个装备了KV坦克的坦克排完整地通过防线,没有被任何炮弹打穿。KV坦克配备可以向后扫射的机枪,成功击退了许多绕到坦克后方的敌方反坦克兵。
苏联军方对KV坦克的表现既惊又喜,将其编号为KV-1,正式列装部队。经此一役,科京声名大噪。
科京并不是一个只关心设计的理想主义者。成为3家坦克工厂的“掌门人”后,他努力在现实需求、战场前瞻和军方高层的倾向之间找到平衡。正因如此,KV系列坦克最终顺利“出圈”并量产,成为苏联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重型坦克。
电影《拯救大兵瑞恩》中有一幕场景,极端情况下,盟军不得不用“”来对抗德军“虎”式重型坦克。参加过二战的美国老兵,曾形容“虎”式坦克是“一种精神的压力、一场难以言喻的噩梦”。
1943年1月,苏军在列宁格勒前线缴获一辆“虎”式坦克。此时,距离该型坦克首次投入实战仅过去几个月。苏联军方在试验后得出结果,“虎”式坦克搭载高初速的88毫米加农炮,能在2000米外轻易击穿苏联任何坦克的装甲板,威力已超过KV重型坦克。
当苏军一向引以为傲的“钢铁堡垒”撞上对手,苏联前线强烈要求“尽快提供搭载大威力坦克炮的坦克”。
其实,早在“虎”式坦克出现前,科京已经带领设计团队进行技术攻关。缴获“虎”式坦克后,科京如获至宝。为了检验各种火炮对“虎”式坦克的穿甲效能,他和团队以缴获的“虎”式坦克为靶,进行了各种火炮的实弹射击,并将收集来的数据用于改进苏军坦克。
当时,哈尔科夫工厂曾提出以T-34坦克为基础开发T-43通用型坦克,将战斗全重保持在35吨以下,搭载1门85毫米火炮,通过“以快制慢”,抵消“虎”式坦克在火力方面的优势。科京却坚持正面对抗。他希望在KV坦克基础上继续开发重型坦克,和“虎”式坦克硬碰硬。
这份坚持,来源于他对重型坦克的执念和自信,也和战场的传言有关——据说,不少苏军士兵与“虎”式坦克遭遇后,患上了“‘虎’式恐惧症”,不敢与其正面交锋。
在科京主导下, IS重型坦克应运而生。IS-1坦克的战斗全重为44吨,采用高速穿甲弹时,能在1000米的射击距离击穿130毫米厚的垂直钢装甲。而“虎”式坦克的正面装甲厚度为102毫米,正处于攻击范围内。IS-1坦克的诞生,标志着苏军有了和“虎”式坦克正面“掰手腕”的利器。
科京并未止步于此。库尔斯克会战后,他得知炮兵使用A-19型122毫米加农炮对付“虎”式坦克效果出色,就立即对A-19加农炮做改造。科京重新设计了A-19加农炮的炮架和防盾部分,将其改装成供IS坦克使用的D-25T坦克炮。
莫斯科西部,库宾卡火炮试验场。苏联军方代表静静等待着安装D-25T坦克炮的IS-2坦克“首秀”。
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,炮弹呼啸而出,径直穿透一辆“虎”式坦克的正面装甲,也成功击穿了“虎”式坦克的侧装甲。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,科京悬着的心终于落地。这场演示过后,斯大林喜出望外地表示:我们要用这种坦克去赢得战斗!
IS-2坦克在战场上的表现没有让人失望。1944年8月,苏军进入罗马尼亚境内作战,一个IS-2坦克连向德军“大德意志”装甲掷弹兵师的“虎”式坦克连发起攻击,以一发122毫米炮弹在3000米距离外击中“虎”式坦克,让德军大受震动。德军“虎”式坦克连匆忙还击,却难以突破IS-2坦克坚固的装甲防御。
二战期间,IS-2坦克取得辉煌的战绩——甚至有一辆IS-2坦克与德军一个坦克连交手,连续击毁德军7辆坦克,自身毫发无损。IS-2坦克屡屡担任苏军冲锋陷阵的利器,从苏联境内一路突破敌军防线,打到了德国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前。
二战进入尾声阶段,科京团队在IS坦克基础上先后进行多个改型的设计,却大都未能投入生产。
1947年,苏联国防委员会决定研发苏军战后第一代主战坦克。在这场新一轮的坦克“竞赛”中,科京遗憾败北。老对手科什金的继任者莫洛佐夫提交的T-54坦克方案胜过了科京团队,赢得苏联军方的青睐。
几年后,苏军决定停止装备重型坦克,转而专心发展主战坦克。科京为重型坦克几乎倾尽全部心血,得知这一条消息,他受到很大打击。但这种消沉并未持续太久。接受现实后,科京很快打起精神,转而将精力放在人才教育培训上。
让新人直接参与设计,使他们得到最大限度的锻炼——这是科京一贯以来的人才教育培训理念。早在上任之初,他就不遗余力地从各条战线上吸收有才能的年轻人,到了此时,科京有意识地将研发工作交到年轻设计师手中。
曾有人向科京提出“抗议”:让新人直接参与设计,不但发挥不了多大作用,还会拖累研发进度。科京却坚持,不能只盯着眼前的成绩,更要把目光投向远方。
为了让技术骨干多向年轻设计师传授经验,科京在设计局里组建培训班。他常常亲自授课,将经验丝毫没有保留地传授给新人。在科京培养下,沙什穆林、巴雷科夫和沃罗比耶夫等人成长起来,成为苏联新一代坦克设计师。
科京始终相信,技术创新需要具备前瞻性眼光,要敢于打破“思维的墙”,在各种可能性中抓住机遇。受到科京理念影响,他的继任者也将重点放在开发具有重大技术优势的“超时代坦克”。大名鼎鼎的T-80“飞行坦克”,正是他们的心血之作。
1968年,花甲之年的科京从苏联军方争取到“219工程”研制项目后,心满意足地功成身退。他将肩负多年的重担,郑重交托给年富力强的继任者尼古拉·波波夫。临别前,科京深情亲吻自己的办公桌。他对波波夫说:“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胜利,好好干,同志!”
承袭了科京的意志,1976年,波波夫带领团队完成“219工程”,推出T-80主战坦克;同年,T-80坦克正式列装。
1979年10月21日,科京逝世,享年71岁。这位苏联“重型坦克之父”,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“红色铁流”事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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